以勇气破解遗留问题,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乏力

云南直面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梳理分类 逐一破解

中新网昆明11月10日电 (缪超)一本不动产权证书，章映金和175户邻居苦苦期盼近20年。就在他们的“期盼”被时光消磨殆尽之际，情况发生了转机……

近日，记者走访云南多地发现，当地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得到大幅压缩，并实现一窗办理、最多跑一次办理等方式。

但随着近年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云南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被暴露出来。面对数量庞大、错综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云南总结梳理问题类型，正在集中力量逐一破解。

过去50年的遗留

章映金是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人，住在会泽金水园小区。金水园小区于1999年建设，住户共176户，小区开发建设单位是会泽县城市综合开发公司。建成后，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证。

之后，因开发建设公司法人死亡，公司自然消失，导致小区的土地一直未进行首次登记。

“没有土地使用权证，我们的房屋一直悬在半空中，虽然住在里面，心里却不踏实。”章映金对记者说，“这么多年了，房屋不能进行买卖，连遗产过户都办不了。”

2016年，中国全面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停发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基层落地。

根据规定，未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的，不得办理不动产其他类型的登记。章映金和邻居们依旧只能苦苦期盼着。

“会泽金水园小区并不是个例，有些地方的历史遗留问题比他们还要复杂棘手。”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局局长车学文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过去50年间留存下来的，有少量问题则更久远。这些问题久拖不决，影响了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也影响了不动产登记的全面实施推进。”

梳理分类逐一破解

办理不动产登记需要住建、税务、公安、民政等多部门的信息，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全面实施，此前相关管理环节不规范、不衔接等导致的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逐步显现。历史遗留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登记前的环节，导致登记要件缺失，无法按照正常程序办理登记。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根据掌握的情况梳理，归纳出历史遗留问题的类型，主要有：无土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等权属来源文件；欠缴土地出让价款或相关税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未通过规划许可或规划核实；未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开发建设主体缺失或不具备资格；分散登记时形成的房屋土地信息不一致；已购住房的土地使用权被开发单位抵押或被司法查封等类型。

会泽金水园小区的情况属于“开发建设主体缺失或不具备资格”一类。

为了破解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会泽县召集县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共同研究，依照规定，形成了由业主委员会申请国有划拨土地首次登记后，按照“按户分摊”房屋占地面积分割登记的方式，对该小区176户依申请进行分割登记的方案。

近日，章映金兴奋地从会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拿到了苦盼20年不动产权证书。

“我儿子在昆明，我媳妇和女儿在曲靖麒麟区，这几年只有我一个老人在家守着。”他说，“如今我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再去昆明购房，离儿子近些。”

目前，会泽金水园小区已有53户办理了不动产权证，其余住户正陆续提交资料，他们申请后将在一个月内办结。

云南通过政府主导和部门协同，在摸底排查的基础上，分类制定出台有关的政策文件。截至目前，共化解历史遗留问题7.32万件。

“历史遗留问题是动态的，目前仍然在不断暴露出来，新类型和复杂性也在不断增加。”车学文直言，“有时候要针对某一问题，研究一个专门的对策，难度可想而知，这项工作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不再给历史遗留下问题

在云南昆明盘龙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综合服务大厅，记者看到，前来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市民井然有序。目前，云南一般不动产登记全流程平均办结时间已压缩至6.95天，抵押登记全流程平均办结时间压缩至2.79天，较2018年同期分别压缩了42.7%和35.8%。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实施以来，我们几乎天天是白天办证，晚上开会研究问题。”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周莹说，“其实，民众办理正常的不动产登记，只要提交材料全面，很快就可以办结。难就难在办理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登记，这耗费了我们大量时间、精力。”

去年年底，昆明市开展了“预告登记”制度，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而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关申请预告登记。

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何斌介绍，过去由于云南相较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房地产主要是以中小型房企开发建设为主，“中小房企融资能力不足，资金链容易断裂，因此出现开发建设主体消失、欠缴土地出让价款或相关税费、已购住房的土地使用权被开发单位抵押等情况，造成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

何斌说，今后经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买受人可以享有产权已过户后的部分权利，“可以有效防止一房二卖或开发商再次抵押。”

经过预告登记的不动产，甚至司法机关也不能将其当做出卖方的财产施以强制执行。截至今年9月，昆明共办理了预告登记14000余份(含抵押权预告登记)。

昆明市民张敏对记者说，预告登记在保护购房者权益、保障交易安全中起到重要作用。(完)

党组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解决遗留问题存在哪些问题?

党组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解决遗留问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党委履行职责“虚化”。少数基层党委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强，在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上存在不坚决或不到位的现象，核心作用发挥不足。履行党建主体责任说得多、干得少，安排部署多、狠抓落实少，工作方式只会耍年初开会、年中发文、年末考核"三板斧”，压力传递存在层层递减现象，好多工作要求停留在乡镇(街道)—级，没有真正落实到党支部。

二是党支部作用发挥"弱化”。有的农村党支部“一年开不了几次会，一开会不是举拳头就是收党费”，凝聚力战斗力无从谈起。有的基层党组织做工作对“上"负责多，对“下”负责少，对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活关心不够、给群众办实事不多，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可度和满意度有待提高。有的党员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带头致富、带动致富的能力不强，在群众中威信不高。

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战争及战争遗留的历史问题。

从经济发展和和平角度去考虑。尽量不要盲目去复仇之类，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一个国家的强盛。并不是军事力量，就好比俄罗斯，以前的苏联，军事在强，还是被美国经济拖垮。关于我国，还是以恢复生产，发展为主。目前中国与日本差距还很大。所以，本着人道主义，国际压力，换个角度看待。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最棘手的工作之一，也是在基层锻炼的“必修课”。既然是“历史”，说明确有其事；而又成了“遗留问题”， 说明没有彻底“摆平”，当事人尚未完全信服。尽管有的问题乍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任何接棒处理此类事务的人均应谨记：千万不要低估前人的智商，不管事情原本多么简单，历经多年不得解决，足见其早已人为地复杂化了。所以，那些“触景生情”般地跃入脑海的解决方案，往往难以奏效；倘若常规方法就能息事宁人的话，也就轮不着我们这些“后人”为“前人”堵枪眼或者填窟窿了。

初来璧山不久，就听W县长针对一起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的处理原则；实践证明，这三项原则确是破解难题的利器，屡试不爽。细细品来，其中自有一番道理。

从结论来看，任何问题都可分为两类，要么有解，要么无解；而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有解而难解，或是无解而必解。能办的事不好办，不能办的事必须办，常常是因为在办事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与政策的正常轨道，进行了不适当的变通或妥协，结果事后较起真来，不免理亏气短，进退维谷，很是被动。

待人处事，无外乎情、理、法三端；而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难解，往往就是情、理、法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有些问题是“法不容情”，政府非常理解和同情老百姓的诉求，但却不能公然违反法律和政策；有些问题是“情理难容”，政府做了承诺而不兑现，即便这个承诺并不符合法律和政策，也不能因此否认老百姓要求政府兑现“问题承诺”的主张是无理取闹。虽然造成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不难查明，但“追究人”不等于“解决事”——除非问题本身就是为了对具体人问责；所以，着眼于“事要解决”，就要打出一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的组合拳——“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恰恰就是体现其精髓的行之有效的套路。

历史遗留问题，怎么解决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最棘手的工作之一，也是在基层锻炼的“必修课”。既然是“历史”，说明确有其事；而又成了“遗留问题”， 说明没有彻底“摆平”，当事人尚未完全信服。尽管有的问题乍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任何接棒处理此类事务的人均应谨记：千万不要低估前人的智商，不管事情原本多么简单，历经多年不得解决，足见其早已人为地复杂化了。所以，那些“触景生情”般地跃入脑海的解决方案，往往难以奏效；倘若常规方法就能息事宁人的话，也就轮不着我们这些“后人”为“前人”堵枪眼或者填窟窿了。

初来璧山不久，就听W县长针对一起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出了“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的处理原则；实践证明，这三项原则确是破解难题的利器，屡试不爽。细细品来，其中自有一番道理。

从结论来看，任何问题都可分为两类，要么有解，要么无解；而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就复杂在有解而难解，或是无解而必解。能办的事不好办，不能办的事必须办，常常是因为在办事过程中偏离了法律与政策的正常轨道，进行了不适当的变通或妥协，结果事后较起真来，不免理亏气短，进退维谷，很是被动。

待人处事，无外乎情、理、法三端；而历史遗留问题所以难解，往往就是情、理、法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有些问题是“法不容情”，政府非常理解和同情老百姓的诉求，但却不能公然违反法律和政策；有些问题是“情理难容”，政府做了承诺而不兑现，即便这个承诺并不符合法律和政策，也不能因此否认老百姓要求政府兑现“问题承诺”的主张是无理取闹。虽然造成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不难查明，但“追究人”不等于“解决事”——除非问题本身就是为了对具体人问责；所以，着眼于“事要解决”，就要打出一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的组合拳——“遵守法律，尊重历史，换位思考”恰恰就是体现其精髓的行之有效的套路。

对于意见分歧的问题，唯有求同存异方可解决；而所求之“同”，须为两点：一是对基本事实有共识，二是对价值判断标准有认同——前者即为“尊重历史”，后者即为“遵守法律”。为了躲避或者推卸责任，矢口否认曾经实际发生过的言行，是最蛮不讲理、最缺乏诚信的表现，也是通往问题最终解决之路的最大障碍；而在事实争议消除之后，必须对事情的性质作出评价和判定，因为“真的”不一定是“对的”。判断“对”或者“不对”，决不能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死胡同，而必须用公认公正的“大道理”超越当事各方利己主义的“小道理”——法律，特别是强制性法律，就是价值判断的超然标准，既无需选择，也不容挑战，构成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抛开我国现有立法的种种缺陷不论，就法律滞后于实践的一般特性而言，法律总是有弹性的。语义不明如何解释，宽严尺度如何把握，法律冲突如何取舍，都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鉴于历史遗留问题常有可归责于政府的事由，处理时尤其要注重“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群众利益无小事”，久拖不决就更是“大事”了，如果还思想僵化、死抠条文，“宁可我负百姓，不可法律负我”，只会进一步激发民怨、恶化事态，甚至酿成官民对抗的悲剧和惨剧，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能守住法律的底线，“擦边球”不仅能打，还能打得很漂亮。只懂得用法来“踩刹车”，不懂得用法来“加油门”，势必举步维艰、好事难成。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正是企图打法律和政策的“擦边球”而结出的恶果。事实证明，取一时一事之巧只是小聪明，求万全万安之策才是大智慧。为官一任，必须对历史负责、对百姓负责，提思路、作决策、推项目都必须有全局的观点和长远的眼光，不能头脑发热胡干蛮干，只重眼前不计后患。人事固然有兴替，但留下的败笔和骂名却将长久、严 重地折损政府的公信力，“后人”也不得不用数以倍计的精力和财力来为“前人”的失误“埋单”——“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还是让我们努力使“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历史吧。

怎样正确对待历史上的中日问题与现实中的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