辎重塞途破解,辎重塞途残局解法

请教历史达人关于司马迁与司马光的问题

史学双璧”，是指《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的作者分别是西汉司马迁和北宋司马光。由于两人姓氏相同，又被誉为“史界两司马”。司马光能与司马迁齐名，是因为《资治通鉴》和《史记》价值不相上下。如果说《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第一座丰碑，那么，《资治通鉴》就是飘扬在编年体史书最高峰的第一面旗帜。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司马谈之子。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参与制定历法。天汉年间，因替李陵辩解，被处腐刑。不久任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这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司马迁于《吏记·太史公自序》详写其家世、父业、自己撰述及主要内容，又在《报任安书》中自述被刑及忍辱著书的情节和思想。《报任安书》作于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可能不久即死。

司马迁是在42岁那年开始写《史记》的，刚刚写了五年，一场大祸降临到他的头上。担任骑都尉的李陵率领五千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三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四百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这件事轰动朝廷上下，群臣纷纷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当皇帝问及司马迁的看法时，司马迁凭着自己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他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匈奴，虽说打了败仗，可是杀了那么多的敌人也说得过去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道理，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皇帝却认为他是在为李陵投降开脱罪责，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在他看来，“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没有比宫刑更丢脸的了!受刑的人，没有人和他在一起，不能算是一个人)。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是他又想到了孔子的《春秋》、孙子的《兵法》、屈原的《离骚》，都是这些伟人在遭逢了一场大难之后，忍受住磨难而写成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忍辱含垢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五十二万字的巨著。

司马迁把个人的痛苦、耻辱埋在心灵的深处，对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视而不见，用不息的奋斗，为人类写出不朽的《史记》，用坚定的脚步走向永恒。他不仅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了历史上的许多人重于泰山的精神，也鞭笞了轻如鸿毛的人生。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公元1019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出生在光山县(今属河南)。他的父亲司马池，当时正担任光山县县令，因为光山县隶属光州，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取名为司马光。

司马光从六岁起，开始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七岁时，听人讲《左传》，感到意味盎然，归家向家人讲述，讲得头头是道。从此越发努力读书，经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除去背诵之外，司马光还认真思考。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由于勤奋好学，肯动脑筋，不仅留下了砸缸救友的佳话，而且很早就锋芒毕露，十五岁时就能写出古朴淳厚、具有西汉风格的文章了。到了二十岁，一举考中进士四科，进入仕途。

司马光从小酷爱历史，长大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长期的研史过程中，深感史书浩如烟海，使“诸生历年莫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而常想编写一部简明完整的通史来解决这种困难，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随着北宋积贫积弱、国势日蹙的局势日益加剧，朝野上下改革呼声愈趋高涨，司马光更强烈地意识到：“治乱之源，古今同体，载在方册，不可不思”，以史为鉴，向君王提供治国施政的经验教训，实属必要。这促使司马光发愤撰史，先撰《历年图》五卷，在治平元年(1064年)献给宋英宗；后撰《通志》八卷，接着奏上。前者是战国至五代的大事年表，后者是截止到秦二世的编年详史。对于后者，宋英宗深表赞赏，遂于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命司马光设立史局，自己物色助手，继续编修历代君臣事迹。第二年神宗登基，司马光进献其书，神宗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于是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了一篇序文，鼓励他继续撰史。四年后，司马光终因同王安石政见不合，退居洛阳，以史局自随，唯《通鉴》是务，由谏臣变成了一个不求闻达、发愤修史的学者。

在撰史时，司马光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他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六岁，一直住在洛阳，尽管购地二十亩，修建了一座青山在屋上、水在屋下的独乐园，也和老友举办真率会，但他还是把精力集中在撰修总字数约计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上了。日力不足，便继之以夜，每夜只留一名老仆陪侍，陪侍到一更二点，即让老仆先睡，自己仍著书到深夜，然后掩火灭烛就寝，刚至五更，又起身点灯，从事写作。整整坚持十五年，方告辍笔。这时他已经“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不到两年，他就与世长辞。

司马光第一次创立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所谓编年体，是按照年、月、日、时的顺序记述史事的一种体裁形式。采用这种体裁编撰而成的著名史书，有《春秋》、《左传》，《汉纪》、《后汉纪》，皆为断代史。司马光重视秦王朝建立后的中国历史，纳十六代于一编，修撰出编年通史巨著。在司马光看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是周室衰微的一大关键，而北宋又自有国史，所以全书起自前403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司马光匠心独用，司马光在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时间跨度内，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和平民百姓的喜忧哀乐，展开了全面总结。反映到《通鉴》上，既有汉唐治世的典型描述，又有战国、五代等乱世的突出叙写，而乱世的篇幅往往超过治世的笔墨，一姓王朝的末世状况又比盛世景象为叙述详尽；对于统治者，既记所谓“仁、明、武”的帝王，政治清明的宰相和敢于谏诤的大臣，阐述他们为政理民的嘉言懿行，又记暴君昏主、奸贼佞臣和贪官污吏的倒行逆施，揭露他们的种种罪恶和丑闻坏事。东汉灵帝的贪婪与荒唐，南宋孝武帝和隋炀帝的淫逸与残暴，晋惠帝的愚蠢，贾后的放荡，唐玄宗晚年的腐化堕落等等，皆纳入书中。即使象唐太宗这样的杰出皇帝，也指出他的一些不足。反面教员的亮相，又在正面榜样的礼赞之上。由此也就撕下了“天子”的神圣外衣，戳穿了“君权神授”的谎言，表明事在人做的道理。统治者统治过恶，必然激起被统治者的强烈反抗。《通鉴》没有回避民与官的尖锐矛盾，详细记载了历代农民起义的原因、经过以及统治者的镇压活动。在司马光笔下，王仙芝奋起长垣、黄巢聚众曹州的原因是：“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而起义发展之际，又是“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兵锋所向，使唐王朝文武官员闻风丧胆，握有重兵的大军阀高骈也不敢与之抗衡；占领洛阳，军纪又严明到“闾里宴然”的程度；陷潼关，驻长安，呈现出“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民众“夹道聚观”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远比新、旧《唐书》两部正史的记述来得真实、完备全面和生动，客观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客观社会规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通鉴》除了描绘农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外，还大量记载了历代统治集团争夺政权的战争以及民族战争。民族战争又包括汉族人民抗击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侵扰内地的正义战争，中原封建统治者压迫和掠夺边疆少数民族的非正义战争。前者如汉武帝能复“平城之辱”，唐太宗能雪“帝突厥”之耻，都记载周祥，而晋元帝无志北伐，后晋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甘当儿皇帝的可耻行径，则予以抨击。人民大众相率聚兵御侮的行动，也多有记录。后者如南诏叛唐，指出是由于边将措置失宜，并记南诏王阁罗凤“后世容复归唐”的心迹，即对唐王朝有损于国家统一的举措显予谴责，又揭示了各族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与维护民族统一的信念。

司马光不仅突出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息息相关所构成的政治史，而且在《通鉴》中适当叙述了兵刑礼乐以及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变迁，历法的改革，曲籍的聚散，河渠运道的疏凿，陂塘水利的兴修，使读者一览无余，读史明智。一方面为封建帝王提供了借以参考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为士子学人提供了习史求知的优秀读本，这在史学史上功德无量。

为了完成《通鉴》的撰写，司马光第一次创设了科学化方法。第一步，拟定提纲。包括标列事目和附注资料两项工作。提纲要求时间明确，务必详备；第二步，修成长编。即写出草稿。写稿时须依提纲顺序，将同一事目下所列资料全部检出，相互参照比较，择优用优，修正文辞，用大字写入正文。遇有模糊记载，则用小字附注于正文之下，并说明取舍的理由。长编要求“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第三步，删改定稿。包括内容的权衡取舍，史料的再审查，文字的加工润色等。前两步任务，由三名助手分别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分工依次完成，后一步工作，由司马光一人完成。三个步骤紧密衔接，一环套着一环。它为集体修史特别是编年史的编纂留下了宝贵经验。

在修史中司马光还第一次树立了自撰《考异》的范例。所谓《考异》，是考辨史料异同真伪的专书，共计三十卷，属于《通鉴》的有机组成部分。《通鉴》中史料非常广泛、丰富，参考之书多达十类、三百三十九种，势必有相异之处。对于这类记载，前代史学家往往只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取舍。司马光则详加考证，选择比较可靠的记载列入正文，其他记载仍予保存，并说明选定的理由，另成一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它不仅为读者验证《通鉴》的记载是否正确提供了依据，而且为史料学开辟了新途径。

另外，司马光还进一步完善了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方法和评论方式。对某些重大事件，则从头至尾连续记载，十分详尽，形成相对独立的章节。例如荆轲刺秦王，开始写燕太子怨秦王无礼，想要报仇，结果到秦王增兵伐燕，太子丹被杀。事跨三年(前228—前226年)，首尾完具；文属两卷(卷六——卷七)，而一气呵成。对某个时期的历史，则集中记述一、两件大事，有时兼记他事，使主次分明，中心突出。如《唐纪三十三》，记天宝十三年正月至至德元年八月(754—756年)，主要叙述安禄山之乱。其间不乏旁逸之笔，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次大变乱的社会背景。长篇叙事，常用追叙法，先述其由来，次及本事；或用补叙法，交代后果。同类之事，则予以并叙，如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的党锢事件，就接连叙出李膺、范滂、郭泰等人受迫害的种种情形，等于一篇党锢列传。这些叙事方法的广泛运用，扩大了编年史记事的范围，也弥补了编年体的固有缺陷。在叙事中，又加以评论。评论或用“臣光曰”独抒己见，或借用他人评语，直接评论与间接评论结合体。其中某些观点，如反对天命论、正统说和宗教迷信，强调君明臣直，纳谏善谏，知人善任，崇俭戒奢，信赏必罚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司马光广泛涉猎各种史料，陶冶出优美流畅、精炼巧妙的文笔，使人绝无“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对战争的描述尤其引人入胜。赤壁之战，重点记战前决策；东、西魏玉壁之战，专写城外城内的战守之术；李塑平定蔡州之役，怡静雪夜中的奇袭描述精当。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字，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充分显示了司马光这位语言巨匠的高超技艺。

司马光编撰《通鉴》，影响极为深远。其后，补前、续后的风气大盛，自成系列；改编《通鉴》而成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纲目体史书如日中天，蔚然成风；注释、订补、评论《通鉴》的著作踵兴继起，自成体系!由此形成了《通鉴》学。理学大师朱熹，中国古典哲学大家的王夫之，也自觉地加入《通鉴》学的行列。

"人头攒动"的近义词

人头攒动的意思是指人很多，且频繁的在移动。其近义词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比肩接踵、人山人海、人流如潮等。

1、熙熙攘攘

意思：形容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拥挤。

出处：西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译文：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利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着财利而往。

2、络绎不绝

意思：形容行人车马来来往往，接连不断。

出处：北宋·司马迁主编《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七十》：“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

译文：铁甲骑兵行如流水，辎重车辆塞满道路，大军延绵千里络绎不绝。

3、比肩接踵

意思：形容人很多或接连不断。

出处：两汉·刘向《晏子使楚》：“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

译文：齐国的都城临淄有七千五百户人家，人们一起张开袖子，就能遮天；挥洒汗水，就是下雨；街上行人肩膀靠着肩膀，脚尖碰脚后跟，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

4、人山人海

意思：指人群如山似海，形容人聚集得非常多。

出处：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六：“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辰，街上迎会，看的人，人山人海。”

译文：二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诞生之日，街上有集会，观看的人，如山似海，非常多。

5、人流如潮

意思：形容人很多的意思，就似人如同潮水一样。

出处：现代词，无出处。

例句：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烘托出一股浓浓的节日气氛。

解释下黄巢起义的内容？

黄巢所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公元875年,黄巢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均平”的政治口号。公元881年,起义军攻下唐都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大齐”,也叫“齐”。后来起义虽被唐王朝所镇压,但却导致了唐王朝的迅速灭亡。

黄巢起义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

黄巢起义或称为黄巢之乱，指的是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至中和四年（公元884年）由黄巢领导的民变，是王仙芝起义的后续。

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爆发的背景

唐末人民生活的困苦。唐代后期，江南的社会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对人民的压榨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人民无法生活，只有起来反抗地主阶级及其政府。

859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领导浙东农民起义;868年十月，庞勋领导桂林戍卒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大起义的爆发与流动作战。874年(乾符元年)末， 濮州(河南范县濮城)人私盐贩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东北)起义，发布檄文，指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这表明他要替天行道，改变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同年六月，起义军攻陷濮州、曹州(山东曹县)，击败唐天平节度使薛崇。次年，黄巢亦聚众响应。

黄巢为曹州冤句人，世代贩盐为业。幼年读过诗书，学过骑射，科举不第。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很不满，曾赋《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诗，表达了要改变现实的决心。

义军在攻克洛阳之后，迅速统兵西进，通过潼关，于881 年一月八日(广明元年十二月)进入唐都长安。僖宗率宦官田令孜等逃奔成都。义军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尚让抚慰百姓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勿恐。

黄巢在长安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以尚让等为宰相，朱温为诸卫大将军，立起农民政权。当882年(中和二年)唐军进行反攻时，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大将朱温叛变投唐，长安防线崩溃，战斗失利。黄巢率军撤离长安，进入河南，因渡汴河时遭到官军袭击，队伍溃散。尚让等人投敌，黄巢率千余人进入山东。 884的(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身死，起义失败。

黄巢起义的意义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领袖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冲天大将军为号召，反映义军具有模糊的平均、平等要求，标志农民起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义军在斗争中注意分化敌人，避实就虚，运用流动战术，在前后十年间，经过十二个省，行程两万余里。这是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唐末农民战争基本上瓦解了唐政府的腐朽统治，打击了大地主庄田经济，扫荡了门阀残余，使残存的士族门阀丧亡且尽。土地集中和农民逃亡的问题因而缓和，自耕农增多

黄巢起义的原因

黄巢起义

从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浙东起义开始，到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起义失败结束，历经25年，席卷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沉重地打击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阀势力和唐未藩镇势力，唐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唐朝后期，中央集权势力衰微，各地藩镇势力兴起，唐廷与地方藩镇之间进行了长期集权与分权斗争。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地方藩镇争战扰攘。然而，不论是中央政权统治，还是藩镇割据势力统治，同样都很黑暗。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大臣相勾结，形成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政局动荡混乱，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这时的唐王朝已是百孔千疮，凋敝不堪，人民大众煎熬在死亡线上，最终逼得百姓揭竿而起。859年，袭甫在浙东领导起义；868年，庞勋领导徐泗地区的戍兵在桂林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被唐朝镇压下去，但却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

黄巢起义是发生在875年至884年间的一次志在推翻唐王朝的农民起义。公元873年，唐懿宗死，僖宗立，政治更加黑暗，财政亏空年达300万贯。这一年又逢黄河中下游遭受旱灾，夏季麦收一半，秋季颗粒不收。农民只好以野菜、树皮充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徭役，赋税仍未减轻，逼得农民无法生活。愤怒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了。公元874年，王仙芝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聚众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发布文告，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唐朝。第二年夏天，黄巢在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北）率众响应，举行起义。起义军一开始就提出了改变现状，以推翻唐王朝为目标的口号。

黄巢起义失败的原因?

黄巢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1.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没有稳定的后勤支持2.没有完备的理论体系3.崛起之后，起义军没有正规的领导机构

黄巢起义为何会失败？

一：没有建立起义根据地

自从响应王仙芝聚众起义后，黄巢的起义军纵横大江南北，几乎打遍全国，起义军先后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屡屡突破唐军防线，占领了很多地区。但黄巢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作战，在占领了新的地区后，就把原有的地区放弃了，黄巢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根据地，这是黄巢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占领长安后不思进取

公元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以为起义已成功，忙于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及时追赶向四川方向逃走的唐僖宗，也没有趁热打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任唐僖宗在四川地区恢复力量，结果没过多义就被已喘过气来的唐王朝打败。 当时留在关中的唐中央禁军尚有数万人，黄巢不仅没有派军消灭他们，还给了他们重新聚集攻打长安的机会。因唐凤翔节度使郑畋及其将佐假投降，黄巢对他们放松了警惕。郑畋暗中同逃往四川的唐僖宗联系，并把分散在关中各地的禁军招集到自己周围，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又密约邻近的藩镇共同抗拒起义军，成为黄巢的大敌。

黄巢起义为什么会失败

1、打下长安后，起义军领导阶层的生活腐化

2、起义军内部首领的争权夺利，军队的分化，有的投靠唐朝，严重削弱义军的战斗力

3、沙陀族李克用奉诏，镇压义军。

黄巢起义的原因

唐末人民生活的困苦。唐代后期，江南的社会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对人民的压榨“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指出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人民无法生活，只有起来反抗地主阶级及其 *** 。

859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裘甫领导浙东农民起义；868年十月，庞勋领导桂林戍卒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大起义的爆发与流动作战。874年（乾符元年）末， 濮州（河南范县濮城）人私盐贩王仙芝在长垣（河南长垣东北）起义，发布檄文，指斥唐 *** 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这表明他要替天行道，改变财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同年六月，起义军攻陷濮州、曹州（山东曹县），击败唐天平节度使薛崇。次年，黄巢亦聚众响应。

黄巢为曹州冤句人，世代贩盐为业。幼年读过诗书，学过骑射，科举不第。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很不满，曾赋《题菊花》和《不第后赋菊》诗，表达了要改变现实的决心。

义军在攻克洛阳之后，迅速统兵西进，通过潼关，于881 年一月八日（广明元年十二月）进入唐都长安。僖宗率宦官田令孜等逃奔成都。义军“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尚让抚慰百姓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勿恐”。

黄巢在长安即帝位，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以尚让等为宰相，朱温为诸卫大将军，立起农民政权。

当882年（中和二年）唐军进行反攻时，形势急转直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大将朱温叛变投唐，长安防线崩溃，战斗失利。黄巢率军撤离长安，进入河南，因渡汴河时遭到官军袭击，队伍溃散。尚让等人投敌，黄巢率千余人进入山东。 884的（中和四年）六月十七日，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身死，起义失败。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领袖以天补平均大将军、冲天大将军为号召，反映义军具有模糊的平均、平等要求，标志农民起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义军在斗争中注意分化敌人，避实就虚，运用流动战术，在前后十年间，经过十二个省，行程两万余里。这是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唐末农民战争基本上瓦解了唐 *** 的腐朽统治，打击了大地主庄田经济，扫荡了门阀残余，使残存的士族门阀“丧亡且尽”。土地集中和农民逃亡的问题因而缓和，自耕农增多，佃客的身份地位稍有改变。这就为五代、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黄巢的起义为什么会以失败告终，黄巢起义和安史之乱有

一：没有建立起义根据地

自从响应王仙芝聚众起义后，黄巢的起义军纵横大江南北，几乎打遍全国，起义军先后渡过长江四次，黄河两次，屡屡突破唐军防线，占领了很多地区。但黄巢的起义军始终是流动作战，在占领了新的地区后，就把原有的地区放弃了，黄巢从来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根据地，这是黄巢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占领长安后不思进取

公元880年黄巢占领长安后，以为起义已成功，忙于建立自己的政权，没有及时追赶向四川方向逃走的唐僖宗，也没有趁热打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任唐僖宗在四川地区恢复力量，结果没过多义就被已喘过气来的唐王朝打败。 当时留在关中的唐中央禁军尚有数万人，黄巢不仅没有派军消灭他们，还给了他们重新聚集攻打长安的机会。因唐凤翔节度使郑畋及其将佐假投降，黄巢对他们放松了警惕。郑畋暗中同逃往四川的唐僖宗联系，并把分散在关中各地的禁军招集到自己周围，然后“完城堑，缮器械，训士卒”，又密约邻近的藩镇共同抗拒起义军，成为黄巢的大敌。

李自成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传统观点无原则地推崇农民起义，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大英雄。由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所以李自成的“业绩”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维持了一个多月即迅速败亡，许多学者都为李自成惋惜。哪些错误导致李自成最终成为悲剧人物？

不知道笼络明朝势力，李自成出身于驿卒，在他的头脑中，也许明朝皇室已经完全丧失了正统地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续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还有很大的号召力！

从宏观历史看，李自成所率领的“贫民起义”势力，与最终推翻了统治王朝的反秦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中的势力根本不同，而与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清朝后期发生的洪秀全起义颇为相似。唐末黄巢起义尤其与李自成起义的情况相似。虽然黄巢也攻占了唐朝的京城长安并建立大齐政权登基称帝，但他也没能维持政权，而是很快败亡。从表面看，黄巢没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却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这完全是由于在东北崛起的满清政权对明王朝也构成致命威胁，崇祯皇帝本人也刚愎自用，不愿意离京避祸以观天下之变。从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义并没有多大特殊的研究价值。

利用公共产品原理，我们可以把历史上“农民起胆”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称为“贫民起义”；另一类是由社会各阶层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贫民起义”的参加者都是由于天灾迫使他们无法生存，必须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谋生”，所以必须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洪秀全起义都是如此。“社会起义”要么发生在由兼并战争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要么发生在内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义。在兼并王朝统治时期，国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区也不具有多大正统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则在全国都不具有正统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会各阶层（包括官僚、地主阶层的许多成员）的反抗，形成“社会起义”。这类起义的领导者都力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所以都能够利用原有社会中的官僚地主阶层（阶级）。

“贫民起义”和“社会起义”的最大区别是，在“贫民起义”中地主阶级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参加镇压（起义）的，而在“社会起义”中地主阶级却是支持起义或是直接领导起义的。结局当然也截然不同：“贫民起义”总陷于失败，而“社会起义”却总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兴趣的读者可在网上搜索文《中国历史循环之谜新解》）。

李自成起义完全符合“贫民起义”的特点，它的参加者都是在天灾打击下无法生存的农民，其行动是破坏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社会秩序。借用 *** 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善于破坏旧世界，但是却无力建设新世界，所以他们的失败就完全是必然的。

贫民起义领袖并不代表历史前进的动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许在于，他本人有良好的个人品德——与张献忠相比，他并不是嗜杀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历史资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拥戴的记载，官书的《明史》也称赞李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并不亚于刘邦、朱元璋等帝王的个人品质，那么他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条件使然。